刘文典（1891~1958）原名文聪，字叔雅，安徽合肥人。国学大师，善治《庄子》。
一
民国历史上出了好几位狂人，有睥睨一切的章太炎，有桀骜不驯的黄侃，有“天上地下，唯我独尊”的熊十力，还有被忽略的国学大师刘文典。在世人公认的这些狂人里，如果非要评出第一第二的话，我想把第一给刘文典，因为，他身上有一种惊心动魄的独立文人风骨，因为，他的故事是民国时代的绝响。
刘文典真正名满天下始于顶撞蒋介石一事。
关于这件事情，主要有两种版本。
第一个版本是:
1928年11月29日，南京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亲临安徽视察工作，他听说几天前安徽大学有学生跑到隔壁的安徽省立第一女子中学闹事，于是就召见代行校长职权的安徽大学文学院主任刘文典问话，并责令他尽快惩处闹事的学生。
没想到刘文典的反应很冷淡，他不屑地对蒋介石说道:“此事内容复杂，尚有黑幕，在事情尚未调查清楚之前，我不能严惩学生。”
换了别人，面对主席的训话，即使不点头哈腰，也得毕恭毕敬，可他不是别人，他是刘文典，他要是不傲娇不高冷，那就不是刘文典了。
可想而知，蒋介石当时有多生气，自从他当上主席后，就没有人敢这样对他说话了，刘文典还是第一个。
蒋介石怒气冲冲地训斥刘文典:“你这新学阀横行，不对你撤职查办，对不起总理在天之灵！”
刘文典却不屈不挠地反驳道:“提起总理，我当年和他在东京闹革命时，还不晓得你的名字呢。青年学生虽说风华正茂，但不等于理性成熟，些微细事，不要小题大做。如果说我是新学阀的话，那你就一定是新军阀！”
顶撞领导的下场就是被撤职处分，刘文典因此坐了一个多月的牢房。
第二个版本是:
蒋介石上台后不久就提出要到安徽大学视察并发表演讲，安徽省政府急忙通知代理校长刘文典安排学生夹道欢迎，谁知竟被对方一口回绝:“大学不是衙门！”但蒋介石还是按照原计划到了安徽大学，恰好此时安大发生了学潮，于是他就召见刘文典问话。
见面时，刘文典既不叫蒋介石“主席”，也不行礼致敬，惹得蒋介石很是不快。
蒋介石要求刘文典交出在学潮中闹事的共产党员名单并严惩罢课的学生，刘文典却说:“我不知道谁是共产党。你是总司令，就应该带好你的兵。我是大学校长，学校的事由我来管。”
蒋介石勃然大怒，立即下令撤去刘文典的职务，并将其扣留查办。
不管是哪一种版本，结果都是一样的，那就是刘文典因顶撞蒋主席而遭到了牢狱之灾。
经过刘文典的好友蔡元培和蒋梦麟的多方营救以及陈立夫的从中斡旋，蒋介石最终释放了刘文典，但要求他立即离开安徽。
据说，释放刘文典那天，他死活不肯出来，并说:“我刘文典岂是说关就关、说放就放的！要想请我出去，请先还我清白！”众人无奈，只得好言相劝，他才勉强答应出狱。
刘文典的英勇事迹很快就传遍了大江南北，几乎是在一夜之间，他便成了万人敬仰的英雄。他的老师章太炎听说此事后，特意送给他一副对联，联云:
上联借用嵇康喜欢服食五味散的典故，告诫刘文典不要过度吸烟，下联借用祢衡击鼓骂曹操的典故，夸奖刘文典敢骂蒋介石。
二
近代史上，安徽仪省可谓是名人辈出，豪杰众多。李鸿章、段祺瑞、陈独秀、胡适和王亚樵这几位那可都是大名鼎鼎的“徽骆驼”，刘文典也是安徽人，他对故乡的感情很深厚，在著作上总是署名“合肥刘文典”五个字，表示自己不忘籍贯，借此向家乡致敬。
1949年，刘文典为自己印制了一张名片，上面只有“刘文典，安徽合肥”这七个字，他始终以自己是安徽人而感到骄傲。抗战胜利后，他曾想回家乡执教，无奈时局动荡，终究未能成行，令他抱憾终身。
刘文典于1891年出生于合肥一布商之家，兄弟姐妹一共七人，他排行第三，因此被人尊称为“刘三爷”。他从小聪慧过人，念书也很用功，在乡间亦有才子之誉。
1906年，刘文典考入安徽公学读书。他的老师中，有个性狷介的陈独秀，有佛学狂人苏曼殊，也有国学疯子刘师培，老师们的言传身教和特立独行对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正所谓“名师出高徒”，他的老师都是当时国内数一数二的国学大儒，他亦是老师的得意门生，一生都尊师重道，继承师学，不忘师恩。
刘文典对几位老师都很敬佩，尤其是刘师培。他跟随刘师培学习了《说文》和《文选》等课程，获益匪浅。刘师培发现刘文典是个好苗子，十分欣赏他，对他便重点培养、特别关照。他终生不忘师恩似海，刘师培与章太炎失和后，他夹在两位老师中间左右为难，极力调和，虽然并没有能使他们和好如初，但他所做出的努力依然让人感动。
刘师培病逝后，是他亲自扶其灵柩返乡，使恩师能够身入祖茔、魂归故里。此外，他还苦心搜集老师的遗书，整理出版成《刘申叔先生遗书》一书，使之传之后世，以告慰恩师在天之灵。
受老师影响，刘文典也加入了同盟会，成为了一名坚定的反清革命党人。1908年，刘师培携全家东渡扶桑，一年后，刘文典追随老师自费留学日本。可惜，此时的刘师培已无意学术，而是一心革命，于是，刘文典便在朋友的引荐下拜访正在东京讲学的章太炎，拜入门下学习《庄子》。他跟章太炎学习的时间并不长，但他对老师却是由衷地钦佩与感激，他后来曾回忆说:“回想章先生的一生，人格是十分伟大的，学问是十分高深的。”
章太炎一生桃李满天下，但真正地发挥了他狂傲狷介的个性的学生，却只有刘文典一人。
刘文典早年热衷于政治，既是受到了几位老师的熏陶，也是受到了当时国内大环境的影响——心怀天下，救国救民。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革命前景一片光明，在日本的留学生纷纷启程回国，刘文典也登上了回国的轮船。
回到上海后，刘文典在于右任创办的《民立报》担任编辑和翻译，为辛亥革命摇旗呐喊。他撰写了很多评论性的文章，以“刘天民”、“天民”等为笔名，评议时事，纵论天下，俨然一位热血沸腾的革命青年。
1912年，刘文典与张秋华结婚。夫人与他自小一起长大，青梅竹马，婚后感情颇好。一年后，儿子刘成章出生，一家三口，其乐融融。
1913年，宋教仁遭到刺杀，“二次革命”宣告失败，国内秋风萧瑟，革命党人处境艰难，刘文典不得不再次东渡逃难。
在日本，刘文典遇到了同样逃亡的孙中山，他对孙中山十分敬佩，孙中山也很赏识他，任命他为党部秘书。他为孙中山起草了许多电报英文稿，配合孙中山及中华革命党人开展“反袁”行动，贡献颇大。
1916年，袁世凯病逝，刘文典才得以回国。只是，经过世事沧桑后，他早已不是三年前的刘文典了，他不再斗志昂扬地呼喊革命口号了，也不再口诛笔伐地撰写政治评论了，他开始远离政治，或许，他是心灰意冷了，也或许，他只是累了。
蔡元培任北大校长后，刘文典被请进了北大当教授。
据刘文典的学生文中子回忆，那个时候的刘文典，“相貌清瘦，身躯飘飘，有弱不禁风相。头发胡须，经常留得很长，又不爱洗涤修整。真是首如飞蓬，面似黄蜡……但他的长衫特别长，扫地而行。像辛亥革命以前中国妇女所穿的裙子一样，不准看到脚，走路不能踩到裙边，只得轻轻慢移莲步。他偶尔也穿皮鞋，既破且脏，聪不擦油。”
这就是刘文典，不拘小节，甚显邋遢，但又让人觉得他浑身充满了魔力，不愿远离，反想靠近。
刘文典早年也是推崇西学的，他英文学得极好，会说日语，也会说德语，翻译了许多外文著作。他的第一本译著，翻译的即是日本著名学者丘浅次郎的《进化与人生》，此书曾再版多次，被后人奉为经典。胡适更是高度评价道:“刘文典不译书是社会的一大损失。”
刘文典的译著并不多，但每一本都是名译，都大受读者的欢迎，一版再版，他自己也说:“我不译书是社会的一件不幸。”
但是，这个被“兵家泰斗”蒋百里称为“译书的天才”的翻译家没多久就不译书了，因为他发现盲目地进行中西沟通，“既忘却本国学术的价值，把别国学术的价值又没有看清楚，所以费了老大的气力，其结果还是一场毫无意义的徒劳，或竟是许多令人发笑的喜剧”，所以，他毅然决然地选择回到中华传统经典里去，整理国故，保存国粹。
五
“五四运动”后，刘文典依然没有重返政坛的想法，他一头扎进了故纸堆里，穷经皓首，一心一意地从事古籍校勘事业。
刘文典花费了一年多工夫，把《淮南子》整理了一遍，写成了《淮南鸿烈集解》，这是他的成名作。
在校勘学方面，民国学者加起来都及不上他一人。他曾对儿子说:“我的名呢，就是在校勘学方面可以留名五百年，五百年之内可能没有人超过我。”
刘文典也研究《红楼梦》，虽然他并不是名气斐然的“红学大师”，但他在“红学”研究方面的成绩和声望都是颇大的。
刘文典讲《红楼梦》，座无虚席，由于听众太多，只好改到广昌上去演讲。从容喝完一盏茶后，他有板有眼地念出了开场白:“‘只吃仙桃一口，不食烂杏一筐’！我讲《红楼梦》嘛，凡是别人说过的，我都不讲！凡是我讲的，别人都没有说过！今天给你们讲四个字就够了！”接下来，他拿起粉笔，转身在旁边架着的小黑板上，写下“蓼汀花溆”四个大字。
连“红学大家”吴宓也经常去听刘文典的课，每次总是坐在教室里的最后一排，刘文典闭目讲课，侃侃而谈，每当讲到自己认为是独到见解的地方时，他总是会睁开眼睛，看看教室最后面，问吴宓:“雨僧兄以为如何？”
吴宓照例会立即起身，恭恭敬敬，一面点头，一面回答:“高见甚是！高见甚是！”
刘文典不但精于学术，讲课也是极好的。
在被蒋介石驱逐出安徽大学之后，刘文典又返回了北京大学，一年后，他进入清华大学任教。他是清华园里的一个传奇，他的许多学生后来都十分感慨地回忆道:“刘先生外观虽不怎么动人，然而学问的广博精深，性情的热烈诚挚，却是小子到如今仍觉得十二万分地佩服的！”
六
如果说1928年顶撞蒋介石是刘文典一生中最辉煌的一年的话。那么1935年则是他一生中最暗淡的一年。
他的儿子刘成章病逝了。
刘成章天性聪慧，自小被刘文典视为天才，精心培养，寄予厚望。但他却由于学习过于用功，不幸得了肺病，终于不治而亡。
儿子的死成为了刘文典心中挥之不去的痛，他悲恸得不能自已，情绪低落，意志消沉，家人便劝他吸食鸦片，于是他不可避免地上了瘾。
1937年，刘文典夫妇把侄子刘庆章过继为嗣子，改名刘平章。
云南盛产鸦片，到云南教书后的刘文典越抽越厉害，他内心的痛苦却不能随着吞云吐雾消失殆尽，他所能做的只不过是不断地麻醉自己。
据说，新中国成立后，在云南，周总理只特批两个人能抽鸦片，一个人是曾当过云南省主席的龙云，另一个人就是国宝级教授刘文典。
七
抗战爆发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三校合并，组成了长沙临时大学，一学期后又迁到昆明，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简称“西南联大”。
1938年春，刘文典辞别家人，在日军的连天炮火中只身南下，在清华大学教授叶企孙的帮助下，历时两个月，终于安全抵达昆明。
国难当头，他要与祖国和同胞共存亡、同生死，他要继续把读书的种子传播下去。
不知道那么长的路他是怎么走过来的，一路风尘仆仆，衣袖破烂，像是一位在外流浪多年的游子，历尽艰辛，受尽磨难，终于回到了久违的家乡。
时任联大校长的梅贻琦看到面前的刘文典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在得知他徒步两月赶来后，忍不住热泪盈眶。刘文典却安慰梅贻琦:“我没事，请给我安排课程吧！虽然我的书籍资料都没带来，但真正有价值的东西都在我这里呢！”说着，他指指自己的脑袋，像个小孩子般得意。
是的，真正的无价之宝装在他的脑袋里，没人能拿得走。
在昆明的生活很清苦，刘文典找了一个本地男佣，帮自己买菜做饭洗衣服。一年后，夫人带着儿子从北平赶来与他团聚。夫人去集市买了蔬菜回来做饭，他看到餐桌上的菜后十分惊讶:“这菜是哪里搞来的？”
“就是在集市上买来的当地蔬菜呀。”夫人回答。
“没想到云南竟有这么好吃的菜！”他连声感慨。
原来在夫人到来之前，一般都是男佣买什么，他就吃什么，而那个男佣为了图方便，几乎每天都是煮鸡蛋和咸鸭蛋。
在生活上毫不在乎，在学术上毫不马虎，这就是刘文典。
八
身为一名“国学狂人”，刘文典很少把别人放在眼里。
他晚年说过一句话:“我最大的缺点就是骄傲自大，但是并不是在任何人面前都骄傲自大。”
能够让他始终肃然起敬的人，其实只有一位，即史学大家陈寅恪。
陈寅恪生于名门世家，游学欧洲十三载，精通十多种语言，令向来孤傲的刘文典“十二万分佩服”，他曾对别人说:“陈先生连波斯文、突厥文都会，跟他比，我还差得远哩！”
据说，刘文典常对人说:“联大只有三个教授，陈寅恪先生是一个，冯友兰先生是一个，唐兰先生算半个，我算半个。”
他曾多次在课堂上情不自禁地竖起大拇指说:“这是陈先生！”然后，又翘起小拇指，对向自己说:“这是刘某人。”
每当听到有人说陈寅恪的不是，刘文典便破口大骂:“没长眼睛的狗东西！陈先生是当之无愧的大学者，是‘教授中的教授’，闭着眼睛都能把你们撂倒，哪轮得到你们来教训他？”
他一生中看得起的人很少、瞧不起的人很多，其中最有名的当属沈从文。
刘文典是古文大师，向来看不惯写白话小说的人，纵然那时的沈从文已经因为一部《边城》暴得大名。1943年，西南联大聘请沈从文为中文系教授，月薪360元，却遭到了刘文典的强烈反对，他说:“沈从文算什么教授！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该拿四百块钱，我该拿四十块钱，朱自清该拿四块钱。可我不给沈从文四毛钱！他要是教授，那我是什么？”他还说:“沈从文是我的学生。他都要当教授了，那我岂不是要做太上教授了！”
抗战期间，日军敌机经常对昆明进行大轰炸，因而警报一响，众人便争相躲避。每次跑警报时，刘文典都要先找到他的偶像陈寅恪，架起对方就往安全的地方跑，边跑边喊:“保存国粹要紧！保存国粹要紧！”
有一次跑警报时，刘文典忽然看到沈从文也夹杂在人群中狂奔，他顾不得自己气喘吁吁，冲到沈从文面前大声呵斥道:“你跑什么跑？我刘某人是在替庄子跑，我要死了，就没人讲《庄子》了！你替谁跑？”
这就是刘文典，狂傲不可一世，他的儿子刘平章如此评价父亲:“与狂相比，我觉得他这个人还是比较傲的，相比之下，傲字更准确一点。”
我觉得这个评价很贴切，他的傲是因为他认为自己的学问是可以传承下去的。所谓的狂就是因为傲，而傲又是因为他有本事。别人想狂，没他的学问，别人想傲，没他的骨气。
在西南联大的课堂上，刘文典的开场白总是一句“《庄子》我是不太懂的！”学生都觉得这老师还挺谦虚的，然而他们还没回过神来，刘文典紧接着又补充了一句:“那也没有人懂！”
刘文典在许多场合都说过:“古今真正懂《庄子》的，两个半人而已。第一个是庄子本人，第二个是我，其他研究《庄子》的人加起来一共半个。”
在西南联大，刘文典完成了十卷本的《庄子补正》书稿，他专门将书稿送给陈寅恪审读，陈寅恪褒奖有加，特地提笔为他作序。
1943年，刘文典在陈寅恪的推荐下到云南大学文史系任教，一直到死都不曾离开过。
国民党退居台湾时，有友人劝刘文典去美国，刘文典断然拒绝:“我是中国人，为什么要离开祖国？”
1950年2月24日，刘文典一夜醒来，骤然惊觉云南全境已和平解放，满城插遍了五星红旗，他听说新政权反对抽鸦片，于是便以极大的毅力戒掉了鸦片烟。
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后，刘文典被定为了“反动学术权威”，遭到批判，他始终一言不发，默默忍受，曾经的锋芒毕露变成了沉默无言，曾经的清高自傲也变成了委曲求全。
他那么孤傲的一个人，又是研究旧学古籍的，在“祖国江山一片红”的时代里，显得那样地格格不入。
1958年7月15日下午，刘文典走了，没有留下任何遗言。
他在云南生活了整整20年，在云大任教了整整15年，或许痛苦远远大于欢乐，故人恰似庭中树，一日秋风一日疏，他终于也成了别人口中的故人。
后人赞曰:“好个刘文典，名士风流，还是狷介狂人？我不知道，我能知道的是，今天，这样的知识分子已无处寻觅，所谓‘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