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鼎老校长
刘鼎生前说：他这一生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西安事变，一是军工。他在西安前后不到一年，但对争取张学良联合抗战，做出了不小功绩。毛泽东曾多次评价刘鼎：“西安事变，刘鼎是有功的。”
1902年1月8日，刘鼎出生于四川省南溪县一个开明绅士家庭。他从小喜欢数理、图画和手工，18岁考入浙江省立高等工业学校学习机电，21岁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刘鼎赴德勤工俭学，先后在哥廷根和柏林大学学习机电课程，同时积极投身于中共旅德支部的活动。
经孙炳文和朱德介绍，22岁的刘鼎由青年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并任旅德支部青年团书记。1926年，刘鼎受组织委派转赴苏联深造，先后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和列宁格勒空军机械学校学习和工作，掌握了大量兵器、通讯、航空、军事等领域的知识，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为数不多的技术专家之一。
习仲勋为刘鼎题词
1930年，刘鼎回国，参加了周恩来领导的上海地下机关——中共特科的工作，担任二科副科长(陈赓任科长)。他作风机警干练，完成了不少重大任务，后因叛徒出卖被捕。经组织营救获释后，他离开上海转入苏区工作。
1933年春，在方志敏领导的闽浙赣苏区，他被委任为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长兼红军第五分校政委，不久后出任洋源兵工厂政委。在这极端困苦的斗争环境中，他的专业技术和潜能却得到了更充分的展现。
接受方志敏的重托，他带领几名老工人，仅凭一台手摇车床、自制的简易工装和翻砂设备，在简陋的工棚里奋战数月，亲手设计制造出3门35毫米钢质迫击炮和一批铸铁炮弹。接着，他又从第五分校挑选学员组成小炮队，用自造的小炮和炮弹打中了敌人碉堡——这是人民兵工史上的第一批自制火炮。
1935年，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红军主力转移，兵工厂也分散到山中游击活动。约在6、7月间，刘鼎等人在转移途中遭遇伏击被俘，数月后设法逃脱，辗转到上海，隐居在新西兰国际友人路易·艾黎家中。
聂荣臻刘鼎罗瑞卿杨尚昆合影
1936年3月，经宋庆龄引荐，刘鼎作为共产党代表到西安会见张学良。他向张学良恳切陈词，透彻分析局势，凭着渊博学识和丰富经历赢得张学良的信任，使他增强了联共抗日的决心。4月，刘鼎参加了历史性的肤施(延安)会谈，东北军和陕北红军达成了前线停战、联合抗日的协议。会后，刘鼎被党中央正式委派为驻东北军代表，在西安从事统战工作。
由于深受张学良赏识和器重，刘鼎说服张学良组建了军官训练团和学兵队，为东北军培养干部，并且建立抗日同志会。他还负责中共在西安的通讯交通工作，在七贤庄设立秘密联络站，开辟了通往陕北的地下走廊。抗战时期，秘密联络站成为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 。
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发生前夜，张学良要求刘鼎将兵谏消息电告中共中央，12月12日凌晨，中央接到了刘鼎发去的第一份电报!接着，张学良又让刘鼎发电邀请中共代表到西安协商。16日，刘鼎乘张学良专机飞赴延安，迎接周恩来率领的中共代表团去西安。他提供的重要情况，为中共代表团妥善解决西安事变提供了可靠依据。西安事变后，中共中央对刘鼎在东北军的工作给予充分肯定，毛泽东曾多次评价说：“西安事变，刘鼎是有功的。”
抗日战争暴发后，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和新四军，开赴前线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1939年，刘鼎从延安到达晋冀鲁豫根据地; 1940年5月，经朱德、彭德怀提议，他被任命为八路军总部军工部部长。
关于这段历史，刘鼎的老部下、中北大学校友、原兵器集团总经理来金烈回忆道：“他(刘鼎)率领3000多名兵工职工，狠抓步枪生产的制式化，大批量生产了八一式步马枪;又研制成功掷弹筒和弹，使八路军有了与日军相抗衡的火力;从‘缸室法’试制出硫酸，到烈性炸药的研制成功，使八路军拥有威力更为强大的弹药;又组织开展群众性的爆破运动，家家造雷，户户埋雷，炸得日军晕头转向，惶惶不可终日。他担任总部军工部长不到四年的时间，是太行军工的鼎盛时期。”
1940年8月至12月，在百团大战中，八路军常常遭遇日军掷弹筒的近距离轰击，难以发挥近战优势。彭德怀副总司令为此提出要求：“敌人有掷弹筒，我们也必须有。”掷弹筒是日军步兵装备的一种单兵小型“迫炮”，配以钢制炮弹，适于山地作战。
刘鼎组织技术人员突破几大难题，以从敌占区拆毁的铁路道轨为掷弹筒原料，将太行盛产的白口生铁经闷火韧化处理替代钢材制造弹体，奇迹般地在数月间试制成功第一批掷弹筒和炮弹！从此，八路军有了能与日军抗衡的火力，人民兵工也由枪支制造为主转向主要制造小型火炮和炮弹的历史阶段。
在充分利用晋东南根据地资源，有力组织武器弹药研制和生产的同时，刘鼎还创办了太行工业学校（中北大学）并兼任校长，在创办太行工业学校期间，刘鼎校长亲自主持拟定办学方案，从选校址、校舍，到场所筹建，行政供给，管理机构的建立，再到教育计划、科系专业设立教材教具等编写制作、教职员招聘和新生招考、组织编班。刘鼎校长都亲力亲为。
刘鼎之子来中北为刘鼎献花
刘鼎为太行工业学校确立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一切都是自己动手”的优良校风，为太行军工以及建国后的国防工业培养了一批管理干部和青年技术人员，既解决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人才需要，也为建国后的国防工业建设做了人才准备。他以富于远见和卓有成效的工作，创造了华北兵工奇迹，带领太行军工进入鼎盛时期。
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共内战形势严峻。刘鼎从延安到达晋察冀解放区，负责接管张家口、宣化一带的重工业厂矿。1946年11月，他受命担任晋察冀军工局副局长，协助局长姚依林开展工作。在不久后的张家口、宣化撤退中，他组织将技职人员和机器设备撤退到后方建立新的兵工基地;数月后，一个以河北省灵丘县上寨村为中心，包括发电厂、子弹厂、手榴弹厂和两个炮弹厂的兵工基地迅速建立起来。
解放战争即将进入决战阶段，朱德总司令多次指示刘鼎迅速解决攻坚战的弹药需求，包括大量威力大的炮弹和摧毁碉堡、城墙所用的炸药包。刘鼎一面迅速启动阳泉、故县两个铁厂的铸铁生产，保障了炮弹原料的大量供应，一面设立技术与机械研究所，专门负责研制新产品及攻坚战急需的武器弹药和专用的机器设备，同时亲自构思设计、试制和试验。在最简陋的条件下，一大批威力强大的攻坚武器被研制出来并投入批量生产。
刘鼎到企业视察
在晋察冀军工局机关旁的河滩上，刘鼎亲自试验“炸药包投掷器”和“圆盘炸药包”，经过二三十次反复试验终获成功。这套被毛泽东誉为“土飞机”、“土坦克”，威力极大的新型武器，充分发挥了刘鼎的奇思妙想，在解放太原的攻坚战中，在淮海战役战场上发挥了重大作用，使解放军的步兵以强大火力压倒了国民党军队，加速了战争胜利的进程。
新中国成立后，刘鼎被任命为中央重工业部副部长，分管兵工、机器、汽车、船舶及电子工业，他一生中又一个异常繁忙的时期开始了。经过对全国工业重地的考察，他掌握了建国初期兵器工业及重工业的第一手资料，与总后勤部杨立三部长联名向中央军委提出建议，其中包括制定中国制式武器型谱，建立兵器科研机构，开展新型武器研究，制定更新兵器工业生产纲领，再造生产条件等内容。
1980年刘鼎与邓颖超在全国政协会上
1950年10月，抗美援朝战争暴发，刘鼎把正在召开的全国第一届兵工会议立即改为战备动员会。在他的组织领导下，全国兵工厂紧急动员起来，昼夜生产，支援前线;57毫米无座力炮、90火箭筒和火箭弹、反坦克手榴弹和反坦克地雷等一批新式武器弹药被研制生产出来，送往朝鲜前线；10万军工儿女为抗美援朝做出了巨大贡献。
中共中央根据这次战争经验，做出了兵器工业应先于其他工业提前建设的决定。1952年，中央军委根据刘鼎组织制订的兵器工业调整和建设大纲，确定了我国第一批18种制式武器型谱以及配套的弹药、光学仪器等;批准将41个兵工老厂调整并改扩建为38个厂，4年内新建9个短缺型兵工厂等规划，并于第二年开始大规模实施。可以说，正是刘鼎构思了新中国兵工建设的第一批蓝图。
从1952年8月起，刘鼎担任第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继续分管兵器工业。在他的精心组织下，新中国最早一批兵器技术研究所建立起来，为提高兵器科技和人才水平奠定了坚实基础。1957年，刘鼎重新出任二机部副部长，根据中央提出的国防工业要“平战结合、军民结合”的方针，深入兵工企业指导民品生产，填补了全国机械工业许多空白。
1958年初，一、二机部与电机部合并成立新的一机部，刘鼎出任一机部副部长。他组织东北地区的军工大厂，配合富拉尔基第一重型机器厂的建设，自行设计制造了12600吨的自由锻造水压机，新中国重型、大型设备制造中的许多难题被一举攻克。
1986年刘鼎与家人（夫人易辉与大女儿刘文米）
1960年9月，另立三机部，刘鼎担任副部长。在此期间，他组织推广了电解加工、机夹刀具、组合夹具、金刚石工具、喷丸强化、滚压加工、高能成型等一大批新技术和新工艺项目。1963年新三机部(航空工业部)成立后，刘鼎出任常务副部长，党组副书记。为扫除大跃进的消极影响，他协助孙志远部长狠抓质量、技术和生产，组织几种飞机的优质批量生产，迅速扭转了航空工业的被动局面。其后，他又兼任航空研究院院长，建立了一整套部属厂管的科研机构，使航空工业逐步形成比较完整的科研体系。
刘鼎，这位人民兵工和共和国的创业功臣，一生是曲折的，是多遭磨难的。刘鼎一生三度入狱，而这些牢狱之灾，却一再证明了他忠诚、坚忍、智慧、无畏的品质和人格。在南京国民党狱中，他“在极其恶劣复杂的环境中，不畏艰险，与敌人进行机智顽强的斗争，为保卫党中央和党的地下组织做出了特殊的贡献。”
在九江战俘营，他假充修械师与敌周旋，最终成功逃脱。文革浩劫，在秦城监狱将近7年的关押中，“他硬是凭着惊人的记忆力，陆续写出近20万字的技术总结和建议。尤其令人敬佩的是。
“质朴、清廉、正派、无畏”，是刘鼎一生的真实写照。他就是这样把整个身心都倾注在中国革命和人民军工建设事业上，坚定自信、沉着冷静、坦然无畏地面对一切困难和挑战，挫折和磨难，达到了超然无我的境界。
